新疆是通过和平方式解放的。1949年9月25日和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是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和新疆省主席，他们相继宣布起义，投向人民阵营。
自10月10日起，王震司令带领我军第1兵团下的第2、6军前往新疆。这次行动标志着我军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动用陆空力量进行远距离兵力部署。
军委从全军调集了超过1100辆汽车用于陆路运输，同时租用了45架来自苏联航空公司的运输机，以满足运输需求。
6军16师46团1营的战士们大多来自农村，首次乘飞机，兴奋不已，看着窗外的戈壁荒漠和草原美景，欢声笑语不断。但抵达哈密后，他们立刻就要投入平叛任务。
原国民党整编78师下的178旅533团突然起义，他们疯狂抢劫银行、商店和百姓家，导致哈密城陷入一片混乱，火光冲天。
哈密叛乱的真正操纵者是马木提吾守，他还有个名字叫尧乐博斯，字景福，已经60多岁了，是个哈萨克族的老官僚。
抗战结束后，他担任了哈密地区的监察专员和安保指挥官，同时还兼任新疆地区的安保副指挥官。
尧乐博斯1947年去南京培训时，军统送给他一个年轻貌美的汉族女子周妍做妾。周妍身份神秘，之后他便带着她一起返回了新疆。
周妍不仅接受军统的指令，还与美国驻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有着不明朗的关系，两人之间情谊微妙。
马克南将新疆的多股土匪势力联合，组建了当地最大的土匪团伙，即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尧乐博斯等人领导的土匪集团。
在我即将前往新疆时，马克南已从迪化撤退到哈密，打算经过甘肃、青海进入西藏，然后借道印度回家。他给周妍的礼物是一把全新的白朗宁手枪。
周妍在私下交谈时说，尧乐博斯被共产党视为起义人员，现在担任哈密专员，但他对未来去向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行！”马克南愤恨地说，“不能让共产党轻易占据新疆。”他狡黠一笑，继续道：“我有招数，能让他坚决与共产党为敌。”
他采用什么方法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召开会议。通过会议来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在巴里坤县的一片草原上，马克南在帐篷中召集了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几十名匪徒头目，大肆宣扬道：“
现在，新疆面临着独特的机遇。蒋介石政权已无力掌控此地，而共产党在新疆尚待扎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共产党势力，新疆的未来将由我们共同塑造。这样的言论是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的分裂主义言论，是对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的巨大破坏。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人民在祖国的怀抱中共同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共同为国家的统一富强、民族的团结进步、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着力量。任何企图分裂自己国家的人都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我们要坚决反对分裂思想，坚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你们所需的武器弹药，美国会空运支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我在远方静候佳音，期待你们胜利的消息，到那时，我定会重返此地。
听完他那套荒唐言论，匪首们像找到了大救星，个个情绪激动，热血沸腾起来。
在匪首里，尧乐博斯虽是出身高贵的长者，打心底里瞧不起那些老惯匪，但为了自己能独霸新疆的妄想，他已经不顾身份地位的高低了。
巴里坤草原是他独享的天地，决不让外人涉足。而现在，他乐意接纳乌斯满，让其带着上千顶帐篷的牲畜，一同在这片草原上放牧。
乌斯满来自新疆阿勒泰的富蕴县，与东边的哈密相隔甚远。他出身贫寒，小时候就给牧主牧羊，性格却十分倔强，人们常叫他“草原上的小霸王”。
18岁那年，他投奔了哈萨克地区的著名匪首祖汗诺哈吉，从此踏上了成为土匪的道路。
抗战时，他三次加入对抗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战斗，因勇猛出名，后来做了首领，自称为“哈萨克王”。
他曾参与我党领导的三区革命，但不久后被国民党收编，出任阿山专员，为其效力。在任职期间，他与马克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另一位大匪首贾尼木汗，来自阿山承化，与只懂武力的乌斯满不同，他自幼研读经文，本应成为神职人员，却花钱从千户那买了个“台吉”官职。
在盛世才掌权新疆期间，他镇压了哈萨克族人的起义，用同胞的生命换取了地位，成为阿山副专员。接着，因妥善处理伊犁事件，他又升任省府委员并兼任财政厅厅长。
匪首们开会决定，1950年3月要在巴里坤草原起兵叛乱，计划先拿下哈密全部和迪化北边各县，最终目标是攻入迪化城。
暴动前，乌斯满的匪首们在塔尔苏营地，杀马喝血发誓要一起干。这次会议叫“塔尔苏会议”，他们决定把土匪分成5个团，选了团长，总共有2万多匪徒。
塔尔苏会议结束后，乌鲁木齐以北和西部的11个县遭受土匪频繁袭击，部分县城甚至被短暂占领。我军伤亡355人，丢失枪支200多把，群众财产损失巨大。
暴乱突发时，新疆军区多数部队正忙于垦荒生产。之前，毛泽东曾对王震语重心长地说：
新疆兵力难题：多了负担重，少了不够用。怎么办？得学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为各族人民减负。
所以，我军刚到新疆时，除了留些机动部队，其他人都既扛枪又拿铁镐，开始种地。从1949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五个月，几乎没打过仗。
暴乱之际，我国驻守北疆的6军部队，正分散在从东边的哈密到西边伊犁河沿岸，长达上千里的边疆地区，忙于军垦生产。
新疆遭遇土匪袭扰，和平不再。为此，新疆军区迅速行动，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担任总指挥，赛福鼎为副，张希钦出任参谋长。
我们设立了北疆前线指挥中心，简称前指，并任命6军军长罗元发担任该中心的总指挥。
为了剿灭北疆的土匪，6军、5军、9军和2军各自派出了一部分兵力，总共有2个师、9个团，大约15900多人。罗元发决定把前线指挥部设在奇台县。
奇台位于乌鲁木齐以东200公里处，是天山北麓的重要城市。它东临巴里坤大草原，北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地处丝绸之路天山北路的关键位置，历来是军事争夺的焦点。
奇台恰好位于匪乱的核心地带，它西边如阜康、米泉、吉木萨尔等县，东边像木垒、巴里坤、伊吾等县匪患尤为猖獗，这些都对迪化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根据上级安排，剿匪队伍兵分两路：东路由16师等负责清除巴里坤一带的土匪；西路由17师等负责消灭奇台西部地区的匪患。
3月24日，罗元发正忙着调动军队，这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原来驻扎在阜康的骑兵第7师特务营突然发生了叛乱。
骑7师原为“青马”麾下的骑5军改编而成，是“青马”部队中唯一选择起义的队伍。
29日一早，我军17师在甘河子成功围剿叛军，抓获了马占林，打死了冶生林。想逃跑的叛军残部，在前往巴里坤的路上被16师部队全部捕获。
甘河子之战是北疆部队剿匪的首战，大获全胜。然而，好景不长，两天后传来噩耗，16师的副师长罗少伟不幸被土匪残忍杀害。
4月1日大约11点50分，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带着步兵一连、一名参谋、一名机要员、一名警卫员和一名报务员，从哈密启程，前往吐鲁番附近的某个山口进行布防。
罗少伟等人开着吉普车，在距离七角井东边大约30里的一个沙丘上，突然遭到土匪的袭击，他们英勇抗争，但最终不幸遇难。
当罗少伟和遇难者的卡车赶到沙梁子，他们发现衣物已被土匪扒光，尸体被残忍地丢弃在车辆周围。
罗随身携带的连队布防计划、进剿乌斯满匪军的方案，以及电台、密码本、枪支弹药等重要物资，不慎被土匪全部夺取。
罗少伟，32岁，是位陕北红军战士。他参与过平型关大捷、中原突围战和保卫延安等重要战斗，身上留下了七处战斗伤痕。
他深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认识，更特别的是，他可能是我军历史上首任仪仗队队长。
抗战结束后，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前往延安，意在调解国共冲突。为此，我们迅速组建了一支仪仗队，专门负责迎接并接受他的检阅。
罗少伟营长在短时间内就把队伍训练得很有章法，表现出色，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收到王震的电报，毛泽东深感痛心，随即让周恩来代表他向16师发去吊唁电报，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
唁电表示：罗少伟同志是我党忠诚的战士，也是历经战火锤炼的杰出指挥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功绩永存。
在沉痛悼念罗少伟的悲伤氛围中，又一惊人消息传来：驻守伊吾县城的16师46团1营2连，竟不幸遭到土匪袭击，全军覆没。
伊吾紧邻巴里坤，其东北部与蒙古国交界。当初，副营长胡青山率队率先乘飞机抵达哈密平叛，随后他又亲自带队前往伊吾驻守。
听到这个消息，军长罗元发、师长吴宗先和政委关盛志都很惊讶，他们难以相信，一个拥有137人的红军连队，竟然会全部牺牲。
这个消息是48团参谋长王谡录说的。16师和伊吾失去联系后，就派他带了7个排的兵力前去救援。
救援队抵达距伊吾7公里的白杨沟时，两名被误认为是向导的哈萨克人（实为土匪）将队伍带入了土匪的埋伏，但部队最终成功突围。
尽管之前已被向导误导，吃了大亏，王谡录还是轻易相信了向导的话，说“2连已经溃散，退到草原上了。”
他果断下令部队撤退，不料又中土匪埋伏。两次伏击后，我方损失惨重，30多人牺牲，20多人被俘，还丢失了2门迫击炮和10多挺机枪。
王谡录战败归来，报告说“2连已不复存在”。因此，他受到了严厉处分，西北军区领导严厉批评他的行为“极其可耻”。
别提他了。只说土匪利用我和哈萨克人的友好关系，骗我上当。在伊吾的2连，我也因此中了他们的圈套。
二连抵达伊吾后，在淖毛湖和下马崖设立了两个作业区，并派遣了27名人员前往，这些工作由连长赵富贵统一指挥管理。
官兵和哈萨克牧民相处融洽。3月30日，牧民那满急匆匆告诉连长赵富贵：“有几位外蒙古的朋友想来谈修水渠，请您到沙力家一起商量。”
淖毛湖地处中蒙边境，用水难题牵动国际关系。赵富贵未察觉到其中暗藏玄机，便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的旅程。
赵富贵刚踏入沙力家门，就被一个土匪紧紧缠住。其他土匪迅速围上来，夺走他的枪，将他绑了个结实，然后塞进了一间屋子里。
他挣断绳子，从天窗爬上屋顶，一跃而下，朝生产地狂奔。阿不都的妻子发现后大喊大叫，土匪从后面猛追，不料又撞上骑马的土匪买买提·尼牙孜，被他当场击毙。
随后，泥牙孜等十位匪徒溜达到生产地，对2班班长李玉坤谎称：“水渠里来水了，连长命令你带人去灌溉农田。”
李玉坤没多想，领着8名战士就跟着他们走了。半路上，一群土匪突然从红柳丛里冲出来，战士们没带武器，只能赤手空拳对抗，最后还是全被土匪绑了起来。
六班在下马崖生产点劳作时，将枪放在田边。16名假扮平民的土匪以协助生产为由与战士交谈，与此同时，红柳林中的土匪突然冲出，抢走了他们的枪支。
战士们拿铁锹和土匪拼死战斗，结果4人当场牺牲，其余的人被押解到杏园，全部遭到残忍杀害。
27名官兵在两个生产点全部遇难，他们的牺牲细节，是后来通过审问被捕获的土匪才得以知晓的。
副营长胡青山昨天去生产点视察，回程途中突遇土匪伏击。他迅速驱马，凭借机智与勇气，幸运地摆脱了土匪的围攻，安全返回。
回到县城后，胡青山感觉土匪可能会有大动静，他立刻行动起来，安排人手加强城里的防御工作。
进驻伊吾的2连工作队也察觉到异样。那时，因新政府未成立，他们不得不让旧政权的官员加入，共同处理事务。
伊吾县原国民党官员中，艾拜都拉继续担任县长，李树贤为副县长，伊建中为警察局长，拉孜尔任县参议长，同时他还兼任伊吾镇镇长。
伊建中警官接到尧乐博斯通知，借口看病，带上拉孜尔等人外出会面。他们领受了“塔尔苏会议”的指示，返回伊吾后，立即秘密组织会议，策划暴乱行动。
会议结束后，他们分别去组织叛乱队伍。工作队发现阴谋后，立即拘留了艾拜都拉和伊建中。但艾拜都拉借故上厕所，在副团长马木提的协助下成功逃脱。
胡青山紧急要求2连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并加固防御设施。但电话线被土匪切断，无法与上级通讯。整个城里的人都逃走了，仅剩下一位皮匠的妻子。
3月30日一早，2连像往常一样进行早操，不料北山突然传来机枪扫射声，这标志着伊吾保卫战正式打响。
期间发生了多起惊险事件，最吓人的一次是，城里唯一的皮匠老婆悄悄把土匪带进城，他们险些就抢走了国民党边防营留下的军火。
胡青山带领2连，多次击退上千土匪的猛烈攻击和频繁偷袭，尽管伤亡惨重，但仍坚守了40多天。直到援军抵达，才一举歼灭了马占林这股土匪。
彭德怀发电表彰胡青山与2连，胡青山荣获全国战斗英雄称号，2连则被赞誉为“钢铁二连”，荣耀加身。
马占林叛军被彻底消灭，这让乌斯满的联合行动计划乱了套。他火速喊来各头目，在巴里坤北边的红柳峡碰头，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前线指挥部收到情报后，迅速指令16师分成两队，直接朝着红柳峡进发，意图一举拿下该地。
4月14日晚，部队启程后突遇暴风雪，积雪超一尺。因缺乏经验，大家都轻装上阵，穿着单薄，结果导致70多人被严重冻伤。
五军十四师四十团三营（骑兵）的维吾尔族官兵备好了毡筒、皮靴等保暖装备，营长司马义诺夫·买买提率先垂范，把这些装备送给了需要的汉族战友。
第二天清晨，我军发现土匪营地就在山脚，立刻发起突袭。土匪没想到我们会风雪夜袭，慌忙丢下帐篷、牲畜，骑马慌忙逃窜。
这次突袭本应是重创土匪的大好机会，结果却不尽人意。不仅没抓到匪首，只打死了十多个土匪，还只俘虏了三十多人，剩下的都骑马溜之大吉了。
面对游牧部落的土匪，我军首次行动显得有些茫然。他们多是受骗的牧民，即便骑马靠近，只要没开枪，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更别提朝他们的帐篷开枪了。
土匪遗留下的3万多头牲畜和数百顶帐篷，我们不能视为战利品，必须妥善保管，一丝一毫都不能私自占有，连一头牛羊、一件物品都不能动。
红柳峡战役落幕，罗元发军长在巴里坤召集连级及以上军官，共同探讨并总结此次战斗中的成功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
要捉拿乌斯满这样的游牧部落匪首，必须赢得群众和部落首领的支持，但在游牧区争取群众，比在汉族地区要困难得多。
这场战斗捕获的30多名俘虏，都视乌斯满为传奇英雄。他们说他骑马技术高超，枪法精准无比，仿佛有神灵庇护，子弹都躲着他。因此，哈萨克牧民才愿意舍弃一切追随他。
首要举措是邀请哈萨克牧民前来辨认并领回各自烙有独特印记的牛羊等牲畜。
起初，无人响应，但慢慢有勇敢者上前，不久之后，3万多头牛羊就都被一一认领走了。
牧民在领取牛羊时结识了解放军。他们发现牛羊数量齐全，连刚出生的小羊也安然无恙。原来，战士们担心小羊受冻，一直把它揣在怀里保暖。
同时，部队发现不少贫苦牧民其实是被当作奴隶，除了破帐篷和一口锅，几乎什么都没。牛羊都是牧主的，于是部队及时给予他们必要的救助。
后来，很多人自愿为部队提供情报，还有的甚至直接加入了我们的军垦兵团，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这些人虽是我们的依靠，但在部落里，奴隶没影响力，得靠部落首领来号召大家，才能真正把事情办好。
乌斯满等匪首各自掌控着众多部落，每个首领都像小头目。要彻底消灭乌斯满这股匪徒，就必须逐个争取这些部落的支持。
乌斯满逃出红柳峡后，跑到中蒙边界的北塔山。我们紧追不舍，他又掉头往南逃到北沙窝，打算在天格尔大坂和匪首乌拉孜拜碰头。
剿匪队伍历经重重困难，穿沙漠、攀雪山，在天格尔大坂展开围歼战，随后在腾格尔沙漠的三个泉子设伏，成功给予乌斯满主力部队沉重打击。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成功抓获了重要匪徒阿哈拉巴依，他是乌斯满的得力助手、乌拉孜拜的智囊，同时还抓到了他的秘书胡赛音等人。
乌斯满用了个绝招叫“杀马逃生”，就是拿匕首捅马屁股，让马疼得狂跑直到累死，然后他再骑上备马逃跑，这样才侥幸脱身，和哈密地区的贾尼木汗会合了。
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密谋在大柳峡聚集手下，打算逃往甘肃、青海继续作恶。接到命令后，我军16师46团迅速行动，准备攻打大柳峡。
这时，我之前做的群众动员工作有了成果，有牧民自发向部队透露了乌斯满匪徒的确切藏身之处。
7月1日，大雨滂沱中部队继续前行，就在快围住土匪时，一名新兵因听到狗吠而冲动开枪。结果，少数土匪吓得逃向北山，大部分则被困在了帐篷内。
我军随即分兵两路，一路追击敌人，一路则用哈萨克语广播：“人民解放军来啦，保护牧民安全！只捉拿乌斯满、贾尼木汗，被迫跟从的人，我们一律不问罪。”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牧民从帐篷里走出来，他高高地挥动着帽子和手帕，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喊道：“解放军，太棒了！”
部队逐一检查帐篷，发现一处高级帐篷内，奢华无比：留声机、大箱子、绸被、布匹和元宝散落一地，就连挂在帐篷四周的4把手枪也原封未动。
旁边帐篷里，有个女人抱着女孩在哭。有人说她是贾尼木汗的妻子。枪响后，乌斯满和贾尼木汗衣服都没穿，慌忙骑马逃跑了。
在大柳峡，我军成功缴获了7挺机枪、80支步枪以及超过1万发子弹。此外，还俘获了1万多头牛羊和500多匹马，这些牲畜已全部归还给了当地的牧民。
战士们饿了一天，赶紧搭锅煮饭，却没动牧民一只羊。哈萨克牧民头一回和解放军这么近接触，心里开始对乌斯满散布的谣言产生了怀疑。
追击小组追到第二天清晨时，一名战士不慎滑倒，发现踩到了新马粪。向导迅速嗅了嗅，断定粪便气味尚存，意味着敌人并未走远。
继续追了几公里后，我们终于在一条山沟中发现了乌斯满匪部的踪迹，与之前猜测的一致。
乌斯满见我追来，赶紧让匪徒用机枪扫射。我们双方激烈交火，最终我方打死了80多名匪徒，还俘虏了上百人，可惜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并不在其中。
在俘虏里，我们发现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子，她是贾尼木汗的女儿。她透露父亲藏在附近山洞。经过我们耐心劝说，最终她成功说服贾尼木汗走了出来。
贾尼木汗见局面无法挽回，便停止了反抗，独自走出山洞举手认输。另一边，狡诈的乌斯满又一次成功逃脱了追捕。
另一个大匪头尧乐博斯，因为不想和乌斯满同伙，便率领他的精英部队，代号PPA，前去参与攻打伊吾县城的行动。
16师副师长任书田率部解救伊吾后继续追击，尧乐博斯逃到八大石利用地形顽抗，但最终他的队伍被消灭，他只带着小妾和儿子仓皇逃跑。
周妍，他的妾室，因不会骑马，便用半匹白布裹在枣红马身上，自己则紧紧绑在上面，就这样逃离了现场。
他们按照马克南的撤退计划，经过印度最终逃到台湾。没多久，尧乐博斯就因病去世了。
乌斯满逃窜至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交界地带，受到海子地区8个部落的热情迎接，他们视他为英雄人物。
另外，之前在天格尔大坂被抓的匪首胡赛音，在受到我们的宽恕后，领着四个部落共2500多人，也一同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的部落大多靠抢劫为生，乌斯满等头目到来后，抢劫活动愈发猖獗，给兰新公路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1950年12月7日，西北军区下令，让新疆2军、青海1军、甘肃3军各派500名骑兵，全部由3军军长黄新廷带领，共同行动，围剿乌斯满等匪徒。
他深知欲速则不达，深入研究匪情后才部署兵力，布下包围圈却按兵不动，先以心理战术瓦解敌人斗志。
他在敦煌设立了指挥所，邀请匪首谈判，并让各匪部在敦煌设办事处。同时，他允许哈萨克人带枪通商，并安排收购皮毛，为他们提供日用品。
他特地安排人员给部落送去茶砖和粮食，以解牧民们的燃眉之急，确保他们能得到及时的援助。
那时，大雪把山都封住了，各部落日子过得非常苦。看到解放军如此善良仁义，牧民和部落首领们心里五味杂陈，十分感动。
这些族群虽然靠抢劫谋生，像是土匪一般，但他们的过往经历却充满了辛酸，让人同情。
他们原本并非匪徒，只因反抗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暴政，逃到新、甘、青交界，却又遭胡宗南、马步芳围捕，队伍十不存三，境遇凄惨。
他们既痛恨汉族军阀，也厌恶马步芳，误以为解放军和汉族军阀的军队是同一路人，心中充满了敌意。
黄新廷的攻心策略见效了，三个部落首领打算背弃乌斯满，投奔解放军。但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被乌斯满发现，最终这三人遭到了暗算。
乌斯满经常隔几天就派几个小头目去敦煌，表面上说是沟通联系，但实际上是为了摸清我们的底细。
我们派了会哈萨克语的维吾尔族赖托夫和汉族李万祥去海子找乌斯满谈判，多次传达只要他投降，既往不咎，还会像对待哈萨克上层人士一样对待他的意思。
这种待遇，是汉族的头目绝对无法享受到的。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获得如此特殊的礼遇。
但乌斯满假装与我周旋，打算冰雪融化后逃往西藏。这让西北军区和中央军委十分忧虑，怕他带去匪祸，给18军进军西藏增添困难。
因此，中央军委在电报中一再叮嘱，必须全力阻止乌斯满逃往西藏，绝不能让他得逞。
1951年2月12日，剿匪队伍悄悄向目标进发，而黄新廷仍在敦煌与乌斯满的使者谈判，拖延时间。
到了16号，他礼貌地告别了乌斯满的三位代表，并赠送了两驮生活用品作为礼物，希望他们在路上能派上用场。
17号，他率领一个高效的指挥小组，穿越了荒无人烟的隔壁地带，悄无声息地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天，我们爬上海拔5000米的当金山口，在转弯时车子失控，轮子一滑，砰地一声撞上了路边一块大石头。
医生建议通过参谋将黄新廷转至兰州治疗，否则可能失明。然而，黄新廷坚决表示，不抓住乌斯满，他绝不会离开前线去接受治疗。
黄新廷精心策划并展开心理战，此战近乎无懈可击。19日清晨，我军突袭乌斯满营地，击毙其副司令、“战斗英雄”加拿白，并俘获参谋长哈巴斯。
一群土匪骑马慌忙逃窜，哈巴斯指出前方骑白马的是乌斯满。三军骑兵大队三连迅速开枪射击，土匪纷纷坠马，而乌斯满仍拼命逃跑，还不时回头开枪还击。
乌斯满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几轮较量后渐渐占据优势，正抽出尖刀欲刺，这时，侦察连炊事员刘华林骑马飞驰而至，一记枪托狠狠砸向他的头部。
乌斯满被击昏后成了俘虏。胡赛音匪帮想翻越昆仑冰岭逃到西藏，结果在昆仑山口被我们拦截。随后，1、2、3军的骑兵在山下集结，成功迫使土匪放下了武器。
3月14日，乌斯满被带到乌鲁木齐。4月4日，新疆军区举行公审大会，宣布对乌斯满判处死刑，并于当天下午执行了枪决。
新疆的头号匪首乌斯满已被惩处，可匪患问题并未就此平息。他的儿子谢尔德曼，接过了父亲的罪恶事业，继续为非作歹。
谢尔德曼等5人，在新甘青边区会剿前，按乌斯满指示离开匪巢逃回东疆，企图再次叛乱，以此分散我方军事力量。
然而，东疆各部落的首领此时拒绝再追随他。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联系上了惯匪，可直到乌斯满被剿灭，他的匪徒队伍人数也不足百人。
然而，在我镇进行反匪行动期间，有些原本投降的匪徒因担心被惩处，再次叛乱，导致他们的队伍人数增加到了300多人。
1951年9月7日，谢尔德曼突然袭击了位于奇台以北芨芨湖的我军49团7连，当时该连队正在执行任务，共有67名战士。
7连因机枪被沙堵而陷入困境，44名战士壮烈牺牲，还失去了2门六零炮、6挺机枪和28支其他枪械，仅23人幸存（其中11人受伤）。此后，谢尔德曼在部族里声名鹊起。
因为害怕被我们包围歼灭，他慌忙逃回了位于阿勒泰富蕴县的老家。
为了消灭谢尔德曼这股土匪，新疆军区费了不少劲，从6军、5军、9军调来了8个骑兵支队，包括1个骑兵团，总共5422匹马、1230峰骆驼、24辆战车和72辆汽车。
剿匪行动共出动4658名正规军，不包括临时协同的部队，所有兵力均由17师师长程悦长统一指挥调度。
为何这三百多人的匪股始终难以清除？是时候深入反思，再次汲取经验教训了。
事实证明，无论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是普通的政治手段，都无法解决问题。按土匪的常规习性，乌斯满被消灭后，他们本应消失无踪。
谢尔德曼接到命令去东疆组建匪队，起初没人响应。但在剿匪过程中，他逐渐从孤军奋战变得得心应手，局势越来越对他有利。
许多部族群众仍视乌斯满父子为英雄，即便三省联合围剿时部落已被妥善安置，他们仍选择继续为匪。问题根源在于牧区的镇反工作没有做到位。
1952年7月，新疆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在西北局引领下，决定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争取人心，军事上仅作防御来剿灭土匪，并清晰指出这一策略方向。
对于哈萨克归来的土匪，我们既往不咎，不收缴他们的武器，并且会制定详细的安置计划，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排。
将情况上报给中央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份报告写得非常出色。”
根据第二次党代会的决定，谢尔德曼若选择投降，将不仅获得罪行赦免，还会得到妥善的安排与照顾。
他能否选择投降，关键在于哈萨克牧区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若政策落实到位，可能会影响他的决定。
与乌斯满关系密切的哈萨克部落，部分分布在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地带，部分在阿勒泰地区，这些地方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北局和军区在敦煌组建了针对三省交界哈萨克部落的安置机构，并专门划拨了30亿元旧币作为救济资金。
我们热情接待各部落谈判代表，尊重部落与牧民的选择。愿留下的，政府会协助接来新疆家属团聚，并在当金山脚下成立了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如果想回到新疆老家，政府会提供协助，帮你顺利完成迁回手续。
经过四个月的细致努力，边境部落居民大多得到了合理安排。同时，允许哈萨克牧民家庭保留一支枪，以保障自身安全。
在阿勒泰地区，我指挥的17个连队暂停了攻势，改为包围战术，目的是争取让谢尔德曼投降，而不是直接发起进攻。
7月21日，首批8名哈萨克代表抵达沙尔布拉克驻地，不料却被误认为叛徒，不仅遭到毒打，还被无情地赶了回去。
此刻，不少官兵情绪激动，主张采取武力手段。有人质疑，他犯下如此重罪却不被严惩，反而还给安排工作，这对得起牺牲的英雄吗？
阿山（阿勒泰）军分区深入学习上级指示，明确在民族地区剿匪并非为复仇，而是为了促进各民族团结，确保大家能够和谐共处，过上安稳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对谢尔德曼等人采取特别宽容的态度，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八月初，我又派了五位代表去见谢尔德曼，这次他态度明显好转，变得客气了许多。
这是为什么呢？那些跟随他们的部落，早已厌烦了四处奔波的日子，现在已一无所有，陷入了极度困境。
许多牛羊在逃难中纷纷丧命，大人小孩生病却无处医治，小病变大病，大病最终致命。如果他继续固执己见，最终只会众叛亲离。
经过十多天的劝导，他终于同意投降，但担心自己血债累累会被处决，同时对我党的宽大政策有所顾虑。
13号，谈判代表反馈了他的想法后，我再次派人去见他，这是第三次了。他这回列出了八条投降要求，说只要有一条不满足，他就不愿意投降。
对于这八个要求，有些可以马上满足，比如保证他不死，还会送他一顶蒙古包作为安置。
有些事项需请示后才能回复，比如他们不想交武器，还希望找回父亲乌斯满的遗骸运回阿勒泰安葬，并且要求投降后免参会等。
有些要求实在难以满足，比如他希望队伍不解散，还想找回历次围剿中丢失的马匹、牛羊，这些我们都无法满足。
这不可能实现。他的马匹、牛羊大都是抢来的，现在都被牧民领回去了，怎么可能再还给他呢？匪军也无法再帮他抢回来了。
另外，想让他找回散落在各地的失物，那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谈判代表带回了八个要求，他们逐级深入研究并向上级请示，最终这些要求被提交到了新疆军区进行审批。
王震明确反对：“死罪赦免已是格外开恩，岂能再提条件？谢尔德曼唯有无条件投降，否则新疆军区必将调集重兵，继续围剿。”
考虑到问题的敏感性，王震谨慎行事，他将谢尔德曼提出的八项投降条件以及新疆军区的看法，一并上报给了西北局和西北军区。
毛主席仔细审阅后，亲自用笔写下了几条反馈意见。
可以同意暂不交武器，即使他主动交也不急着收，得等他稳定下来，再逐步进行收缴。
同意将乌斯满归葬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应当予以批准。
3.对于投降后不参会的要求，咱们先答应下来。等真到了那时候，就算你不邀请，他也会自己找上门来参加会议的。
对于队伍是否解散，应依据成员个人意愿来答复，并分别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只要思想工作做到位，就不会再有人坚持留在原领队身边。
5.说到归还马匹、牛羊的事，要是有确凿证据，比如烙印，那就还给他；要是没证据，就不能随便给，得讲原则。
如果财产遗失了，可以先让他自己去寻找，但绝对不能采取报复行为或违法犯罪的手段来找回。
收到毛主席的回复后，那8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都得到了清晰明确的解答。
9月5日，阿山军分区的司令员何家产，带着行署副专员阿不都热合满和公安处长桑斯拜等人，去和谢尔德曼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判。
阿不都热合满，一位德高望重的哈萨克长者，白须垂胸。他召集土匪集会，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抢劫盗窃的行为，指出这与社会发展的大势相悖。
他劝道：“全国已解放，解放军是正义之师，战无不胜。你们几个孩子哪里挡得住？哈萨克人擅长游牧，快回部落放牧，与亲人团聚吧。”
土匪听完那番话后，突然间恍然大悟，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切困惑都烟消云散了。
我给土匪们送去劝降书，还附上了面、茶、烟、糖等物品。这些诚意之举，让一些土匪深受触动，甚至感动得落了泪。
胡沙音作为谢尔德曼的重要助手，眼含泪光地对我们的劝降人员诚恳地说道：“我真的希望你们能理解，投降对大家才是最好的选择。”
政府和共产党如同我的慈父，我却像个闯祸又调皮的孩子。他们不辞辛劳，派人深入山林找回犯错的我，这让我既心怀感激，又深感羞愧。
以后，我会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对党组织给予我宽容与理解的感激之情。
另一位匪首季奎多次投降又反叛，但这次在迪化公安处夏副处长的耐心劝说下，他深受触动，与夏副处长相拥而泣，终于决定真心投降。
不过，谢尔德曼和他的几个好友还是满腹狐疑。随劝降团前来的哈萨克歌手斯玛古力，拿起冬不拉，边弹边即兴唱了起来：
阿勒泰的月色真明亮，那里是我们的家乡。爸爸在阿勒泰迎接你的到来，妈妈则用甘甜的乳汁，一点一滴将你抚养长大。
你带着大家远离家乡，弄得家人分离好悲伤。往事不堪回首，多亏国家政策宽广。犯错的人若愿悔改，就像慈父慈母会宽容以待。
哈萨克族的阿肯就像古希腊的流浪歌手，随口就能吟唱。他的歌声有如楚歌，让敌人军心涣散，连谢尔德曼和他的好友都纷纷选择了投降。
10月3日，他让自己的三弟那比带去8支步枪和1支手枪，亲自交到承化政府手中，并郑重承诺：今后一定遵纪守法，绝不再涉枪涉暴。
为了表达认罪悔改，并表达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已交出一部分视为生命的武器，剩下部分等家属接回阿山后，定当全部上缴。
那时候，为了打消土匪的顾虑，决定暂时不收缴武器。因此，从敦煌到巴里坤，那些去接家属的部落土匪，个个都携带着枪支。
谢尔德曼主动上交了枪支，并在家人从三省交界安全返回后，他信守承诺，将剩余的枪支也全部如数交出。
之后，谢尔德曼被上级调去任阿山专员公署畜牧科的副职，不久转到伊犁州畜牧局当副局长。而他的妹妹，则被分配到了富蕴县妇联工作。
有人说，他没做土匪前和一个姑娘相爱，但当了土匪后姑娘就嫁人了。现在他投降了，要求政府帮忙让他和姑娘重归于好。
根据婚姻法，这种要求是不合法的，但考虑到当地的民族婚姻习俗，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们需要介入进行调解，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国家投入1.7亿元资金，扶持阿山哈萨克部落发展畜牧业。那时，部落里病人不少，其中性病问题尤为严重。
卫生部门迅速派遣医疗队，使用了当时稀缺且需进口的青霉素药物，为病患们进行救治。
因为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包括以前的土匪在内的人们都被深深打动，从此，新疆的匪患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王震晚年仍赞叹不已：“毛主席的指示太英明了，一下子就让新疆多年的匪患得到了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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